作为一个中国人，曾宪梓有一颗可贵的中国心。曾宪梓在香港创业不久，就开始对家乡广东的教育事业及母校作出捐赠。下面是本站小编收集整理好的金利来创始人曾宪梓励志创业故事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曾宪梓(1934～)，生于广东梅县。从小家境贫寒，幼年丧父，跟随母亲艰难度日。他长大成人之后，由于一个家事的原由，离开广州前往泰国。从此开始了劳顿而曲折的海外生涯。在几十年的异乎寻常的艰苦奋斗中，经自己的辛劳、智慧和为人，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制作普通领带的家庭作坊主发展成拥有“金利来”、“银利来”名牌的香港大亨。他的一生既传奇又感人。
穷人的孩子
曾宪梓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是那些不堪潦倒，而满怀希望地从梅州踏上破旧的帆船出海寻求机会的客家男子。
曾祖父、祖父的闯荡南洋不能说是失败的，因为他们毕竟带回了银钱，带回了希望，并在重返家乡后建造起了属于曾家的祖屋。后来，祖父出走后筋疲力尽的工作所得的结果只是孤零零地客死他乡。
家境的凄惨使得身为长子的曾荣发，也就是曾宪梓的父亲，不得不在年少时便挑起家庭的重担。年少气盛的曾荣发不甘心就这样困守在一个地方，他终于也走上了父辈的道路——去南洋。
几年以后，极度贫困的曾家总算有了一丝令人振奋的希望。兄弟俩的事业有了不错的起色，他们已经能够定居在泰国，一边做些小买卖，一边经营两间小百货公司。
1927年，曾荣发走之前便已成为曾家童养媳的蓝优妹，即曾宪梓的母亲，只身赶赴泰国与曾荣发完了婚。第二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曾宪梓的哥哥曾宪概。
1934年2月2日，曾宪梓便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了。
不久，他父亲因过度的劳累而染上了恶疾，以至于在1938年4月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里，让死神夺去了他年仅35岁的年轻生命，让他的妻儿从此失去了依靠，失去了支柱。
他是死在故乡梅州的，而在返回家乡之前，他将自己在泰国的两间百货铺以两千块银元的代价交给了他弟弟曾桃发。这两千块银元是欠票，而这张欠票也是他留给妻子蓝优妹的最后的希望。
年仅32岁的母亲，带着九岁的宪概、四岁的宪梓，半饥半饱地过着他们含辛茹苦的岁月。
小宪梓渐渐长大了，七八岁的他长得很结实，像个小老虎，而他也颇具一些“行侠仗义”的气慨。
有一天傍晚，孩子们在一起玩耍的时候，有个大男孩子乘机欺负年龄小的孩子，小宪梓打抱不平，与大男孩由吵而打大干了一场，因为气愤，他忘掉了“不准打架”的家规。
当母亲知道不听话的儿子又打架了，而且惹得家长竟然都找上了门来时，又累又急又气的她马上心头火起，随手抄起一根粗大的竹棍，劈头盖脑地对准儿子打过来。
虽然她明知这样对儿子不公平，可她管教儿子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她从不袒护袒护(tǎn)：对出错的思想行为无原则地支持或保护。自己的儿子。
在家境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母亲不忘父亲临死时希望儿子读书求学的愿望，拚着命再苦再累她也要让儿子读书。要供儿子读书，善良的母亲只有咬紧牙关，开始加重自己的劳动量，她没日没夜地干活，一点一滴地节省口粮。终于有一天，她挑着一担装有米和菜的担子，领着自己的两个虎头虎脑的儿子，硬着头皮走进全村惟一的一所小学，为她的儿子求得一个上学读书的机会。
挣扎了几年的母亲终于有盼头了，她的辛劳和勤奋并没有白白付出，她的两个儿子从小便十分懂事，从小便有了独立的意识，从小便有了对人生、对社会更深的思考。
而母亲所具有的许多优秀的品质更是在日常的一点一滴、一言一行中深刻地影响着儿子们的成长。
小宪梓继承了母亲的勤奋，他每天一亮就早早起床，然后跑去学校给梁先生烧火煮饭、洗衣洗菜。就算是放假，懂事的小宪梓也仍旧跑去为先生做这些事，所以梁先生也就特别地喜爱这个弟子。而在师生二人密切的交往中，小宪梓从先生身上学到了不少的学问和许多课堂上没有的知识。
1940年泰国沦陷之后，家业兴旺的叔父曾桃发带着一家大小为躲避战乱，从泰国返回家乡梅县暂住。
当母亲满怀希望地去找叔父并拿出那张欠票时，叔父却平静地告诉母亲说，那笔钱早已不存在了，因为当年父亲看病吃药已经花光了。
心力交瘁心力交瘁：精神和体力都极度疲劳。的母亲听到这几句话，再也无法支撑，失望、伤心、愤怒……各种复杂的感情一起涌上心头，一种柔弱无助的感觉顿时压倒了那多年来不得不强装的坚强……
备受打击的母亲在签订分家契约时一直木然无语，只是很麻木地随叔公们的摆布。而分家的结果是：小宪梓一家所得的惟一财产是一头水牛，除此之外曾家其他的财产，小宪梓他们不再拥有。
1945年，当抗日战争胜利后，年仅16岁的哥哥也走出去了——跟着叔父他们一家去了泰国。这时，小宪梓也终于读完了小学的课程。为了分担母亲的重担，不到12岁的小宪梓只有开始放牛砍柴、下地耕田，而无法再去做快乐的学生了，他得开始学着做地地道道的农民。
祖祖辈辈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客家人喜欢上山砍竹子编织竹器，小宪梓于是也默默地跟着人家学，他总是在人家编的时候不言不语地蹲在旁边看，然后回家自己做，居然也做得很漂亮。
他不仅学做竹器，还学着自织鱼网，并且到村里的池塘去捉鱼虾，全部吃不完的小鱼小虾，还可以腌制成咸菜，在青黄不接的日子，这便是上等佳肴。
不久后，梅县解放了。而小宪梓在工作人员的热心帮助下，终于又背上书包，继续他的读书生涯。这一次，他进的是梅县的水白中学。不久，整整努力学习了一个夏天的曾宪梓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梅县的重点中学——东山中学。因为优异的成绩，也因为与众不同的气质，曾宪梓一入东山中学就被选为班主席。而当了小领导的他，的确也不负众望，显示了他优秀的管理才能和组织才能。
虽然由于家庭环境的关系，曾宪梓总显得比一般同龄人要成熟，但他毕竟还年轻，所以也就必然会有一些“壮举”的。
曾宪梓和几个关系要好的同学自认为成绩好，才华横溢，而且除了曾宪梓外，其他几个同学的家庭环境都相当不错，于是他们相约去广州参加高中考试，渴望能在广州就读高中。
他们到了广州以后，才知道没有广州户口，根本不能报考。情急之下，他们赶紧打电话回梅县报名参加统一的高中升学考试。
等到曾宪梓他们马不停蹄地赶回东山中学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了，第二天的早上就要开始考试，而曾宪梓他们还不知道考场在哪里。特别是他们从广州赶回来的时候，一身泥、一身汗的小伙子们就跳进学校门口的小溪里冲凉，以至于到了晚上曾宪梓就感冒了，不仅头晕脑胀而且还发起高烧来。
第二天，全身乏力的曾宪梓稀里糊涂地跟着同伴们一起去考试。他以很快的速度做完试卷上的考题之后，就去找校医打一针退烧针，这样才感觉到轻松，接下来的考试就容易对付了。
而考试的最后结果竟然是他得了第四。他又成功地考回了母校东山中学。
东山中学虽然是梅县最好的中学，但是学校的教室还是比较狭小和残旧，而且在房屋结构的设计方面也不太科学。特别是教室里的一整面墙紧贴着山坡的壁面，每逢阴雨天，阻暗潮湿的教室更是黑蒙蒙的一片。
上课的时候，坐在后面的曾宪梓根本看不见黑板上的字，他不禁埋怨起来：“这种教室设计得不好，不合格。”
曾宪梓这句话被周围的同学听见了，大家就反驳说：
“这个教室可是爱国华侨捐建的，你居然嫌它不好，有本事你也捐一个。”
委屈的曾宪梓不服气，就说：“等我这番挣了钱，我一定回来捐一座教室，而且一定比这个大，比这个高级。”
对于曾宪梓这个连饭都吃不饱的穷学生，竟然夸下如此的海口，同学们自然会嘲笑他吹牛和不自量力，而曾宪梓却始终固执着自己的愿望。
30年以后，挣了大钱的曾宪梓果然又返回家乡捐资盖起了一幢造型别致、设计科学、高大挺拔的新式教学楼，实践了少时的诺言。
1956年的夏天，曾宪梓、黄丽群这些应届毕业生，都在日日夜夜地忙着复习功课，准备着迎接残酷的高考。
高考填志愿的时候，一向自信乐观甚至有些狂妄的曾宪梓仗着自己的成绩一直很好，竟然只在志愿栏里填上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所院校的校名，这种勇气让人敬佩，这种狂妄也让人吃惊。在升学的问题上，居然没有给自己留半点退路。
这是他所遇到的第一个重大挫折，他的希望破灭了，母亲的期盼也落空了。看完成绩回来的那天，他将那几年所得的奖状、奖品一股脑全扔在床上，抱着头闷在那里一言不发。他不敢看母亲和新婚妻子黄丽群失望的眼神。
而当听到母亲和妻子安慰的话语时，这个轻易不落泪的男子汉，终于忍不住哭起来。似乎全部的希望，全部的未来，全部美好的前途，远大的理想，一切的一切都烟消云散了……曾宪梓的内心已是相当地痛苦了，他仿佛一下子失去了力量，只有温柔的妻子还可以给他勇气。
曾宪梓不是那种容易向困难低头的人。所以，迷惘了一个夏天的他，为了自己做儿子的责任，为了自己做丈夫的责任，他要重新开始寻求新的出路。
正好这时，梅县来了一个广东省建筑工程公司，专门招收高中毕业生。在进行招收工作的时候，广东单位一再说明，是国家干部待遇，而且到广州去工作时，单位还会先送他们去读书的，试用期为三个月。
条件这么诱人，曾宪梓和黄丽群都报了名。但事实上，到了广州之后，根本就没有书读，有的只是天天到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上去做统计，计算工程用料的数量。
这样的日子过了两个月之后，曾宪梓越来越苦恼，他不停地问自己：“就这样下去了吗?就这样吗?”
他决定不顾一切地回梅县去，他要重新认真复习，再参加高考。
于是两人又回去了。
这次是真正地毫无退路了，曾宪梓就住在了学校里，没日没夜，拼命地读书，而他的努力也终于没有白费，他接到了中山大学生物系的通知书。
曾经中断了一时的学子生涯又开始继续了。而这时，席卷全国的“大跃进”也风风火火地开始了。
中山大学的全体学生都参加了如火如荼的抢修铁路路基的工作。由于一、二百斤的石头十分沉重，扁担无法承受，曾宪梓又非常及时地发挥了他的一技之长。他利用小时候的编织竹器的技术做成了许多箩筐，保证了劳动的顺利完成。
劳动结束以后，学校的基建工作还需要箩筐、扁担，而且，这一次是曾宪梓利用休息时间编织，所以学校方面主动支付工钱。曾宪梓就利用中午午睡的时间，利用星期六、星期天同学们旅游的时间，在宿舍里不停地做，赚的钱寄回家里，为母亲和妻子帮补家用。
半年之后，学校有些眼红的人就提意见认为曾宪梓的钱挣多了，但对于人家的意见，曾宪梓非常尊重，觉得不允许就不允许，他不做就是了。
不久，精力充沛的曾宪梓又闲不住，他实在舍不得将光阴花在游玩上。
于是他开始利用课余时间，写钢板，刻讲义，他的一手秀丽的字又派上用场。每刻一张讲义五角钱。曾宪梓刻的就是自己所学功课的讲义。他每刻一篇讲义，其实就等于又读了一遍书。
由此一来，曾宪梓起早贪黑，不停地干，不仅学习成绩好，而且钱也赚得特别多。在当时一个大学助教，月薪不到60元，而曾宪梓刻一个月的钢板，月薪已超过了80元。
曾宪梓就这样辛勤、努力而又快乐地度过了他的四年大学生活，有妻儿负担的他或许比其他人要沉重一些，但也由此肯定是活得很充实很有意义的。
1961年的秋天，曾宪梓以优异的学习成绩从中山大学生物系毕了业。因为黄丽群在广州一家公司从事会计工作，所以曾宪梓可以以照顾家属的名义，留在广州，分配在广州农业科学院的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
夫妻俩终于有了正式的职业和安定的生活。他们将母亲从梅县接到了广州，而这时，曾宪梓已经是两个儿子的父亲了，于是，一家五口人欢欢喜喜地聚在一起过着快快乐乐的日子。
最艰难的国外生涯
十几年前跟着叔父去泰国闯天下的哥哥曾宪概突然翻出来了十几年前的一笔老帐，即父亲当年留给叔父的两间店铺。宪概为了争回这份遗产，与叔父闹得非常不愉快。
而哥哥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就告诉在广州的弟弟宪梓，要他尽快到泰国来，一同处理这件事情。
于是，曾宪梓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生他养他的一方热土，告别了他深深依恋的妻儿，从一个社会去往另一个社会。
他必须经由香港去泰国，而当他到了香港之后，才发现经香港去泰国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
因为在当时，中国与泰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像曾宪梓这样的情况，就只能在香港居住一段时间，等到可以拿到香港身份证、办好护照之后，在有人担保的情况下，才可以到泰国去。他只好临时居住在姑姑家里。
过了三个月之后，曾宪梓总算办好了去泰国探亲的护照和签证，踏上了前往泰国的征途。
而曾宪梓一到泰国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很有礼貌地去拜访叔父叔母，并对叔父说了一句话：“叔父，你放心，不管怎么样，你有钱是我的叔父，没有钱也是我的叔父。”
这句话让精明的叔父实在猜不透这个侄儿的用意，其实曾宪梓的意思很明白：亲戚的情份比钱重要。
曾宪梓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听哥哥介绍和走访父亲当年的朋友，以调查清楚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这项工作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
在这七天里，曾宪梓看了很多，也想了很多，家产的数目并不是很大，而且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况且曾家最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而哥哥和叔父之间，却为了钱闹得不可开交，将亲人之间的.情份早已丢到九霄云外这种人受金钱奴役而丢失了许多美好宝贵感情的现实很让曾宪梓感到痛心。
而几天后发生的一件事更是让他感到十分的愤怒。
那天早上哥哥的店铺里来了三个笑容可掬的客家长辈，说是为邀请曾宪梓去叔父家吃顿便饭的。曾宪梓虽然明知不对劲，但他是很有礼貌的，而且也想看看这些人到底想要做些什么，于是就跟着他们一起去了。
没想到去了叔父家，一看叔父根本就没有请客吃饭的意思，受了愚弄的曾宪梓起初还忍耐着，谁知那几位客家长辈竟然又火上加油，开始训斥曾宪梓没有礼貌，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实在是让血气方刚的曾宪梓顿时火冒三丈，他立即不客气地回敬：“你们简直是太不像话了，你们原来既不是请我喝茶，也不是请我吃饭，而是把我骗到这里来，侮辱我，教训我，我本来是应该尊重你们的，因为你们是叔公、叔父，但是现在，你们根本就不配得到我的尊重。”
说完这些话，看着叔公、叔父们一阵红、一阵白的脸色，曾宪梓忽然觉得他们很可笑，而他自己的怒气不知不觉地消去了，他只是觉得有些悲哀。
他又转身对叔父说：“叔父，我来泰国已经一个多星期了，这些天来，我明白了不少的道理。您跟哥哥之间的争吵我不管，我现在只想跟您说几句我的心里话。
我这次回泰国来，很高兴见到这么多的亲人，特别是看到叔父的事业发展得如此辉煌，我打心眼儿里高兴。至于家产的事，我只想谈几点。
第一，从现在我不想再听，也不想再看，以前的事情早已过去了，我已没有必要知道那么多。
第二，我的父亲跟叔父是亲兄弟，你们的事是上一代的事，我们下一代应该分开来对待。
第三，我父亲到底有没有财产我不知道，即使有，我也不会要一分钱的。我自己有双手，我自己可以劳动，我自己可以挣钱。
第四，抗日战争前夕，我的父亲即使有财产，经过战乱，大家都流离失所，估计即使有财产也不会再有了。”
这就是我的整个态度，我不想因为钱而让我们亲近或生疏。对一个人来说，多一点钱和少一点钱又有什么区别呢?而多一份关怀和少一份关怀却是有着大大的不同的。”
叔父、叔公们听了这些话，都不再言语了。
望着面带愧色的几位长辈，曾宪梓又说到：“叔父现在有财有势，那是他靠自己的本事挣得的，和我父亲的财产根本没多大关系。我如今虽然是一贫如洗，但我相信我自己的能力，我一定会创造出属于我自己的很好的生活的。
所以，我现在宣布：今后我们只是叔侄关系，我父亲的一切财产与我无关，一切遗产与我无关。从今以后，叔父和我哥哥之间怎么斗争，都不要把我拉扯进去，我希望你们不要再在这些钱财的问题上，与我纠缠不休。
至于我哥哥，他有什么想法，他有什么要求，那是他的事情，我管不了，你们自己解决吧。总之，从今之后，我们只是叔侄关系，而没有斗争关系。”
曾宪梓的这一番话令在场的叔叔、叔公们惊讶万分，这是他们有生以来从没有想到过、也从没有看到过的事情。一个很喜剧化的、戏剧化的结局。
本来自从曾宪梓到了香港之后，叔父、叔母就非常紧张，十分害怕曾家这两个孩子联起手来对付他们，使得一直以来在泰国德高望重的自己，下不了台。
可他们却怎么也没想到，这个从大陆来的年轻有为的侄子却用实际行动给他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让他们明白了一个其实很简单的道理，亲情才是最值得珍惜的。他们这些常年在尔虞我诈的商场上混战的人，心里实在是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曾宪梓就这样解决了家产问题，而这样的结局，对于十几岁就出来闯荡世界的曾宪概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
曾宪梓决定拜叔父和哥哥为师，跟他们学习从商的本事，再靠自己的努力打好基础。儿时的梦想、少时的志向，家庭的重担、报国的愿望等等，一切的一切都在接下来商旅生涯的拼搏中了。
最初曾宪梓就这样不停地来往于香港和泰国之间，做一些小买卖，锻炼着自己。
1966年的2月，黄丽群终于能够带着两个儿子来和曾宪梓团聚了。迎来了妻儿的曾宪梓浑身又充满了无穷的力量，而且他再也不用思前想后，总是有许多的牵挂，而无法定下心来干他自己的事业了。他有了更强烈的责任感，他要努力工作，要尽一切力量做好生意，他要赚钱，要养活自己的太太和儿子们。
安顿好一家定居在香港之后，曾宪梓又不得不开始考虑他今后的路该怎样走。
1967年年初，香港劳资双方发生纠纷，引发反英抗暴斗争，香港人心惶惶，股市大跌，楼市急挫，而对动荡不安的时局，人们纷纷逃离香港。曾宪梓决定带着全家去泰国谋求发展。
在哥哥的执意要求下，曾宪梓和黄丽群带着三个年幼的儿子开始寄居在哥哥家里，与哥哥联手共创家业的新生活。
曾宪梓因为不会讲泰国话，所以就替哥哥管理工厂，而能说会道的哥哥则负责整个公司以及进行领带的推销工作。一心想干出点名堂来的曾宪梓在哥哥的工厂里，以冲天的干劲、万分投入的工作热情和忘我的拼命精神，日以继夜地辛勤工作着。
在帮助哥哥管理工厂的同时，天生有商业头脑的曾宪梓一面学习经验，一面慢慢地发现了工厂里的许多弊病。比如，员工管理松散，奖惩制度不分明，领带质量无法保证等等。
为了使哥哥的事业能够更好地发展，曾宪梓提出了许多很合理的建议并进行了一些管理制度方面的改进。
他加班加点，废除掉了许多不合规格的领带样板，而重新设计出美观别致的红黑领带样板。同时又明确奖惩条例，严明纪律，提高技术能力，加强生产效率，严格地把好质量关。
在曾宪梓一丝不苟一丝不苟：形容办事认真，连最细微的地方也不马虎。的管理下，工厂的整个生产有条不紊有条不紊：有条理，有次序，一点不乱。地运行着。而曾宪梓的威信也不知不觉地树立了起来。
工厂里有的经理见不得曾宪梓一步步地得心应手，开始在哥哥、嫂嫂面前吹风了：“你的弟弟会把你压下去的，小心啊!”
哥哥嫂嫂不是那种成就大事的人，自然也就不会有能容纳人的大度。于是，兄弟俩之间又开始有了矛盾，曾宪梓很明显地感觉到了压力。
终于有一天夜里，曾宪梓与哥哥、嫂嫂大吵了一通，而嫂嫂最后让他们走，快点走，即刻走。这一夜，曾宪梓和黄丽群谁也没合眼，两个人都觉得心里面像压了一座沉重的大山，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这样辛勤地劳动，而人生的路还是越走越窄。
第二天，曾宪梓就向哥哥请了假，出去找房子。他们只有住在贫民区。而身无分文的曾宪梓还是得回到哥哥那里去工作。
绝情绝义的哥哥竟然拒绝了他的请求。
万般无奈的曾宪梓只有变卖了他的全部财产——一只普通手表和一部普通相机，凑足了一点本钱，并找客家乡亲借了一台缝纫机，由此开始了他独立制作领带的生涯。
他全部的资本只是一台借来的缝纫机和一些用变卖家产而换得的钱买来的有限的布料，另外就是他那双灵巧的双手，善于创造的大脑和在哥哥工厂里所取得的一点经验。
于是，在简陋的住房里，曾宪梓开始了一针一线的缝制领带的工作。贤惠的妻子和善良的母亲也用她们仅有的力量帮助他干这干那。他们贫穷然而他们没有屈服，这就是他们最大的胜利。
终于，第一批领带顺利做好了。
曾宪梓只有自己当推销员。而由于做工不熟练、布料廉价、花样陈旧、式样守旧种种限制，曾宪梓的领带只能在街头寻找市场，只能一条一条地零售推销。
当曾宪梓在唐人街上向那些经营领带的同乡推销他自己的领带的时候，所到之处的客家乡亲却因为不愿意得罪他的哥哥而不要他的领带。现实似乎正在将他逼入绝路。
越穷越挣不到钱，似乎是一条必然的规律。而正当曾宪梓一家为了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愁眉不展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曾经被曾宪梓深深打动的叔父正在寻找他们一家的下落。
叔父决心帮助曾宪梓，不是因为曾宪梓是他的侄儿，而是因为曾宪梓就是曾宪梓。当然，他必须想出曾宪梓可以接受的方式。
在叔父看望过他们一家后没几天，叔父就交给曾宪梓一匹布，并让他在限定时间内做成一批领带，要求做工质量保证，做完后他付工钱。
这是用自己的劳动赚钱的机会，里面不存在施舍，也不存在伤害自尊，曾宪梓理所当然的接受了。
他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做了一个星期，终于将60条领带整整齐齐放在了叔父的面前。叔父很满意他的做工和速度，再加上想帮助他的心情，就一下子付给了他相当于一万块港币的工钱。
而曾宪梓只留下了900块，在他的原则里，工钱与付出的劳动应该是等价的。
曾宪梓终于通过自己的双手挣得了一笔在他们来说已是很大一笔数目的工钱了。
那一天，他们一家一起出去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那丰盛比起如今的美味佳肴来，也许根本就不算什么，然而那种香甜的感觉却是再也无法找到的。
1968年年初，曾宪梓终于又返回了香港。安置好家人，购置好日常的必需用品，他的家终于第一次像个真正的家了。同甘苦共患难的夫妻俩相对笑了，他们经受的最严重的考验已经过去了。
900元钱由于租房、买家具、吃饭，已经渐渐花得差不多了，而他们又根本没有本钱，又是一片阴影向他们飘了过来。
而热心的叔父又一次的雪中送炭，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燃眉之急：像火烧眉毛那样的紧急，比喻非常紧迫的情况。。一万港币的汇款对他们来说太及时而且太重要了，而善解人意的叔父来信说明了这笔钱不是给曾宪梓的，而是给黄丽群和孩子们安置家用的。
叔父的用心良苦曾宪梓是明白的，他不能再拒绝叔父善意的真心帮助。否则那就是虚伪、不通情理和故作清高。
有了这笔钱，曾宪梓的心一下子就踏实了。对当时的曾宪梓来说，他惟一缺的，就是本钱，而现在，他有了，他事业的风帆终于可以起航了。
他自己本身的情况和条件其实很简单：生活安定;小有本钱;无职业;有一定的从商经验;会做领带;能吃苦耐劳;很会动脑筋，善于创造;有一定的管理组织能力;
还有其他一些他自身所具备的优秀素质。
他应该选择自己创业，而且应该从制作领带入手。
领带行业是小本钱、设备简单的行业，对于当时的曾宪梓是很适合的。况且，在事实上，香港的领带市场还远远没有开发，曾宪梓当时也许并没有这么长远的战略眼光，但他所作的选择却无疑是极为正确的。
没有余钱再去雇小工，所以一切的制作过程都得由母亲、妻子和曾宪梓自己三个人一点一点地完成。
曾宪梓一方面用自己从泰国带回来的泰国丝制作泰国丝领带;另一方面，由于泰国丝的原料在泰国，他就自己充当设计师，画好图样，配好颜色，然后寄给在泰国的叔父，请叔父帮忙让泰国的丝织厂去织，织好后再由叔父寄回来。
已经是个比较成功的生意人的叔父看准了曾宪梓身上那种能成大事的精神，而且他很乐意去帮助曾宪梓度过难关。所以，每次只要曾宪梓一有什么要求，叔父总是尽力尽快尽心地做好应该为他办好的事。对于曾宪梓来说，叔父在最初几个月里对他的帮助，在他以后的事业和成功中，起了不容忽视和十分必要的效果。可以说，没有叔父的大力支持，曾宪梓是很难一步步坚持走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