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文本问题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并且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研究者至少在三个方面形成了基本的“共识”：一是文本研究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单纯依据作品中的片言只语便对其观点进行无限地概括和提炼的做法，而要尽可能从文本的完整性出发客观地再现其思想的实际进程和总体架构；二是文本研究必须深入了解国外“马克思学”界的研究动态，还不仅仅只是满足于关注那些对马克思思想当代影响的总体评价，更重要的是紧密跟踪西方学界在具体文本、问题的探讨中所做过的工作及其最新进展，特别是马克思著作最权威的“历史考证版”（即Marx-Engels Gesamtausgabe，以下简称MEGA2）新的编辑、研究状况，结合我们自己的分析和判断，作出新的梳理和评价；三是在比较思想史的视野和当代实践的格局中，讨论文本中提出的问题、观点和见解，以显现其时代差别、意涵变迁、思想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如果把上述三方面的基本共识连缀起来考虑，其实昭示出的就是构成完整的文本研究前后相续、层层累积而又相互支持和融通的三个步骤、三个环节，即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从中可以看出，文本研究的意旨和归宿仍然是思想研究，但是与过去的研究路数不同的是，对这些思想的理解和把握不能离开对具体文本写作过程、刊布情形和版本源流等方面所进行的考察和梳理，不能离开对构成文本的各个具体章节所进行的翔实的剖析和解读，这些可以说是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同时又必须明白，版本研究并不是文本研究的全部内容，甚至毋宁说，它只是更为重要的文本解读和思想阐释的前提性、基础性的条件。我觉得明确文本研究中版本研究的必要性和有限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在这里就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为例，陈述我的看法。
首先，我必须说，版本考证是文本解读、思想阐释的基础和条件。精深的文本研究绝不能面对一部现成的、经过别人编辑而成的著述马上就进行解读，尤其忌讳单纯根据其中的只言片语便对其思想进行概括和评论，首先应做的前提性工作是对文本写作的原初背景和写作过程进行考察，对该文本的原始手稿的各种版本进行甄别，因为我们虽然把文本看成是作者思想的表达，然而同时又必须保持警觉，即文本与原始思想之间其实不可能是完全对应的关系，就是说作者的思想未必已经完全通过文本表达尽净了。而文本研究必须尽可能根据文本及其相关文献把文本与作者思想之间的一致或差池作出分析。这样，从文本本身出发虽然最初提炼和抽象的只是文本中的问题和思想，但版本考证的.各项细致的工作已经廓清了它们产生的文本语境、原初含义，以及相同问题的内涵演变与当代体征，这就使我们既看到历史延续和累积，也可以把握创新与重构，使文本中的原始思想的当代价值真实地得以呈现出来。
为了呈现一个完整的文本解读基础，对于那些思想深邃而又命运多舛的作品，应当对关乎此文本的所有文献，包括准备材料、先行稿、最初草稿、过程稿、修改稿、誊清稿、刊印稿、失佚稿以及其他相关材料进行全面性的收集和详实的考证。作为本书研究对象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正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除却写作过程中的特殊情形（如出版形式一直不能确定(即是在杂志上发表还是出版单行本？这一问题能否很快落实直接影响这一著述的行文、选材和篇幅。)、对有的批判对象的有关著作或文章不太了解、另有《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英国社会史》的写作计划等等），它没有顺利完成，就内在的思想根源说，一定程度上缘于马克思等人了断与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及当时德国流行的其他社会主义学说之间关系和因缘的艰难，新的思想的剥离、锻造和建构过程的艰难，因此关乎那些原属于同一阵营、观念互为背景和参照的思想历练过程中那些众多的文献文本都是我们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必须注意的材料；再从最直接的关系考虑，昭示马克思等人思想进程的那些文本[1]、被马克思喻为“莱比锡宗教会议”的《维干德季刊》第3卷上鲍威尔、施蒂纳等人的文章、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费尔巴哈、卢格、赫斯以及其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著述也都属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准备材料的范围，因此，也需要对这些著述给予程度不同的关注，甚至详细解读。
而就《德意志意识形态》本身来说，它的写作过程异常复杂，写作之初还没有通盘的框架构思。待确定了批判对象后，先写出一些短稿，这些篇章虽然后来也没有成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但实际上是正式写作前的“尝试”或“演练”，因此，可将其视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先行稿”。如果不算《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那么至少《对布鲁诺·鲍威尔的反批评的答复》是属于这样的“先行稿”，对此我们也就不能视而不见。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最初的草稿、两卷本体系框架的形成过程、特别是《费尔巴哈》章文稿的各不相同的手稿，还有迄今所有版本都没有收录的一些刊印稿、作为原属第一卷组成部分的《“格拉齐安诺博士”的著作》和第二卷遗失的两章，等等这些属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过程稿、修改稿、誊清稿、刊印稿、失佚稿以及其他相关材料，更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至于《费尔巴哈》章多种不同的编排方案，我们当然需要将这些重要的版本集中在一起进行比较和鉴别[2]。
所有这些并不是“博士卖驴”式的买弄和炫耀，不是搞“烦琐哲学”；相反，可以说，版本考证深入和准确的程度与对作者思想把握和理解的客观程度是成正比的。在这里我不得不特别要表达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家所做工作的敬意，特别是对他们在研究中所体现的谨慎、严谨的治学态度的钦佩。联想到国内长期以来对《德意志意识形态》，那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绝大多数研究者撇开对这一著述的写作过程、版本源流、文体结构的探究，甚至对其内容也不作全面性的解读和梳理，单纯根据通行本中的某个段落甚至一句话就无限演绎、提炼，根据当代现实和流行的观念去挖掘、比附马克思的思想，把马克思的原始思想弄得与当代社会现实和流行的思潮具有比肩而立的地位。现在看得很清楚了，这种没有学术依据、蹈空阐释的所谓“研究”，只有时效性，没有恒定性，从而也就很少有科学性和学术性，以至于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内的马克思文本研究方面的积累是如此薄弱，对马克思本人思想的理解长期没有达到马克思本人所实现了的哲学变革的高度，而是处于一种低于马克思的或“前马克思”的层次和水准。